这些年讲三个效果，并没有给社会管理带来多少实际的益处。
[24] 至此，从规范法学的角度，我们只能承认行政处罚法领域内不得适用法律续造的方法。其中决定处罚的依据法定，一般表述为，对哪些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该处罚，哪些不该处罚，以及如何处罚的内容等，都必须有法定依据。
黄灯案的二审法院使用反向推论、目的性限缩、利益平衡三种方式弥补法律漏洞，论证过程基本成立，能够达到法律续造的目的。可见，文义解释是被优先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如果该问题经判断，认为不适合属于法外空间，则这种情形之存在便是在法律补充的讨论上。刘莘：《依法行政与行政立法》，《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等文章。然而，法院认为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条即强调了法律的根本目的为道路安全，而黄灯亮时，未越过停车线的车辆继续前行的行为显然是侵害到这一目的的，所以应当将该行为认定为违法。
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在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主要在于，形式法治秉承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相信法律能够通过解释得到正确的适用。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的道路交通安全体系，接受怎样的黄灯通行方式才能确保安全优先，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针对该号解释，学界反应不一。
[18]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0]诉字第1833号判决书。四、结语 从上文对台湾地区司法实践的考察可知，法院之所以在涉及大学与学生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选择了正当性审查模式，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大学自治得到法律与宪法保障，能有力地对抗行政机关的不法干涉与立法机关的不当规范。正当性审查模式正是法院应对这种困境所做出的有益的努力。[14]除了对可能产生的外部效应的争论外，该号解释对大学生权利保障所具有的实效性也遭到学者们的质疑。
特别自刘燕文案后，如何防止司法权干涉大学学术自治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释字第563号是对解决该难题所作出的第一次回应与努力。
[16]周志宏：告别法治国家的原始森林？大法官释字第684号初探，载《台湾法学杂志》 2011年第3期，第88页。因此，学生权利保护之法网，呈欲张又止之现象。二是指大学校规执行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即对学生做出有关处分时，应有相关申诉、告知等程序。在该号解释中，大法官肯定了大学享有超越法律规定而另设学位授予条件的权利：‘学位授予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是国家本于对大学之监督所为学位授予之基本规定，而大学为确保学位之授予具备一定之水平，有权利在合理及必要的范围内，订定有关取得学位的资格条件。
理由书第三段指出：系争‘中央警察大学九十一学年度研究所硕士班入学考试招生简章乃警大为订定入学资格条件所订定之自治规章，在不违背自治权范围内，固不生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之问题，但仍受宪法所规定基本权之拘束。[11] 案例3：台湾大学学生蔡某，申请在学校公告栏及海报版张贴挺扁海报，被拒绝。在该号解释中，大法官对该招生简章中有关拒绝色盲者入学的规定是否违宪进行了一番论证。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尊重大学自治权与有效救济学生权利之间寻求恰当的途径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
照此逻辑无疑会让人产生如下推论：虽然大学生对大学的侵害行为可以无拘束性地提起诉讼，但是法院能从实体上真正给予救济的可能性却不大。若参照上文对台湾地区司法实践的分析来看，合法性审查模式能否真正保障大学自治是值得质疑的。
法院所行使的司法权，作为国家公权力，同样有可能侵犯与干涉大学自治，但相比行政权、立法权，具有消极性，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干涉大学自治，而往往是基于大学生的诉讼请求。而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时，大学自治是否享有宪法保留，解释并未明示。
[10]参见陈玉奇释宪声请书。不过，从其理由书中似乎可看到，大法官并不认为大学自治可直接对抗立法行为：大学之必修课程，除法律有明文规定外，其订定亦应符合上开大学自治之原则。正当程序具体指两方面：一是指大学校规制订时应遵循民主正当性，即制订与学生权益有关的校规时，应有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代表参与。至此，台湾地区开启了大学生权利获得全面程序性保障的历史。[8]赖恒盈：告别特别权力关系（上）—兼评大法官释字第684号解释，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97期，第114页。若是如此，大学生所获得的有权利必有救济也只能是一种空洞的争讼权。
行政诉讼案件一般以合法性审查为主，但因大学自治行为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不受法律保留原则约束，不遵循法无规定即禁止原则。[5]有学者提出可以将大学自治与立法者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宪法层次的分权关系。
[11]参见龙国宾释宪声请书。大学法第11条以例举方式规定了大学应设立的机构，其中关于军训室设置的强制性规定，引起部分立法委员质疑，认为该规定有违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
针对立法委员的声请，大法官发表解释文认为：[2]大学自治是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其范围应包含直接涉及研究与教学的学术重要事项。可见该号解释已把大学自治权从立法保留提升到了宪法保留，置于宪法基本权利的地位，可直接对抗法律本身的不当干涉。
夏某不服，认为该系有关硕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的规定与法律不符，因为根据1994年修正后的学位授予法第6条第1项可知，硕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制度已被废除，但是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却依旧保存了该项考试制度，致使学生增加额外的法律负担并以此为依据将其退学，严重侵害到他的受教育权。但是，大学从外部层面争取到的自治权却不断受到来自其内部层面的挑战，特别是随着学生权利的张扬。[18] 可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并未背离大法官在释字第380、450号中所确立的大学自治原则，只是尝试着在实务中对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做出一种价值性选择。后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均遭驳回。
但其所具有的战略性眼光不容质疑。1998年3月27日公布了释字第450号。
龙某再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诉讼，遭驳回，又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也遭驳回。可见，该号解释主要从形式正当性角度对大学自治权进行审查。
郑某不服，认为以歧视人的生理缺陷作为入学条件，侵害其人性尊严且剥夺其受教育权，因而该校招生简章中拒绝色盲者入学的规定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及授权明确性原则，并逾越大学自治范畴。 【摘要】大学自治权不仅涉及与外部国家公权力的关系，也涉及与内部学生权利的关系。
若是符合，则再进一步审查该目的与手段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两案判决作出后引起诸多质疑，一些大学校长甚至教育部都认为这是对大学自治的过度干涉。李某不服，后也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若通过审查，则进入第二步，即审查该校规的实质正当性，审查的基准主要是平等原则。
可见，大法官虽依有权利必有救济而赋予大学生控告大学的诉讼权利，但又强调法院在审理中必须维护大学自治，尊重其专业判断。否则，这无异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以大学自治之名进行借尸还魂。
教育部制定的大学法实施细则第23条第3项规定：各大学共同必修科目，由教育部邀集各大学相关人员共同研订之。首先，两案发生在释字第450号之后。
[4]参见孙展望：法律保留与立法保留关系探析，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5页。[13]萧文生：释字第684号送给大学生的礼物vs．大学的震撼弹，载《月旦裁判时报》2011年第8期，第76页。
